《管子》一书的开首就是牧民篇，认为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廪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面对地球各方面的问题，他们还要发展另外一种语言，就是一种世界公民的语言。穆罕默德也是唯一的先知（Prophet），不可以形象来描述，所以如果异教徒把穆罕默德的画像画出来，那不得了，他们的反弹会非常强烈。
他点点头，说要考虑考虑。首先，竹子是谦虚的，因为竹子是中空的，而且竹子长得越高，它就弯得越低。假如是个人的，则表示我有一些存在的感受，我不仅愿意跟各位分享，而且，我觉得我的观点可以有公共性，有透明度，并且有信赖度。宗教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邪教，招摇撞骗，但是伟大的宗教，比如说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（包括藏传佛教），都可以和科学对话。这种哲学跟欧洲的存在论、现象学的发展当然不同，跟一战以后的气氛更是不同。
中国哲学所走的路，等于射箭必须学会射中红心，以红心作为基点，向外扩展来了解它的范围，而不是把范围限定后然后找红心，这之间的思路有些不同。王阳明在回答问题时用金子来比喻，尧舜禹是万斤，文王、周公是九千斤，孔子是七千斤。几乎所有成功民族的早期都会主张与外地人野合。
墨家经典被儒家基本烧光，我们就结合全部古之道术诸子的经典。被孔门弟子们理论化、系统化了。只能是移孝为忠式的保障。在墨家看来需要处理的是家对其他人的伤害。
这种主张与儒家孝道是贯通的，儒家孝道为这种统治秩序服务。秦国一统之后，儒生李斯马上借机提出焚书坑术士。
先秦孔孟等儒生提及的乐，全部是君王制作来教化百姓的韶武象之类。家里的长辈必然干涉子女，兄弟姐妹之间也必然互相干涉。所以墨家不能直接否定白马非马，也不能直接肯定白马非马。用儒家的君王立法和集权去驱动法制，形成宗法集权法制。
仅有一句记载，记载所用语言含有讽刺意味，仅此而已。然而经过一百几十年了，儒生们无法重新构造一个能言称孔子的新儒学。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孔子：一、孔子的出身及可能影响儒家是出身论。用大一统和绝对集权去维护天下秩序，使人们不互相攻击，也使统治秩序不受挑战。
可见儒家的修身，对于被强权压制的百姓可能会有效，但对官长们是全然无效的。依赖官权去保障儒家仁爱修身能有成效，太可怕了。
那么 儒当然不是什么被《周礼》记载的底层小诸侯了。家天下理想不是为了奴役，恰恰是为了让百姓能够享有统治者的亲情。
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孔子不可能看懂古籍。更奇妙的是，儒生恰恰以这种理路批评墨家兼爱的理想太高尚，不可能实现。《庄子》被用于承载孔子道不行则泛舟海上的理想，变成了放荡不羁的代名词。他们认为自己有浩然正气该去管理教化别人，就形成了对别人的强制。因为这些人制造了大秦，屠杀古之道术学者（术士），烧毁华夏传统典籍。人们可能联合起来反抗，收买其中部分精英即可。
而儒家既然以孝道为伦理基础，其必然如孟子所言义本于自心。如此则孝道与公义两全，孔孟之道得以通行。
也是秦汉甚至大清朝的主流学派。觉得上天对孔子不公，所以他们加倍地推崇孔子。
所以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，必须是人人都道德（符合儒家道德）高尚的社会。《老子》则被改成了玄学。
荀子甚至认为君王只要把土地分配好，给人们规定好工作。之所以要纠正这个对孔墨的错误认识，是因为其对墨子、墨学造成了伤害。他们的浩然正气使他们完全没有自省能力，极度封闭。加之自孔子开始一直到孟子，儒家都是被古之道术取笑的对象。
需要引用一些孔子所说的话。以免沾染了狂妄和封闭。
要求他人承认谎言，从而对他们造成伤害，正是一种特权思想：我可以撒谎，你不可以求真。我们当然尊重他们的努力，只是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认识：孔子不是贵族阶层的代表，当然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代表。
人性善，一切的善的种子都预先存在自己内心之中了。五、儒家的治道可能由于孔子小时候缺乏亲情，缺乏社会关爱。
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继承儒家的修身。但儒家成功地运用了神圣性去为前述那些东西做加持。其中受害最轻的反而是与儒家冰炭不相容的《墨子》书。即使笔者在前面也嘲笑儒家不知道民之父母是什么意思。
《周易》承载的是对各种情形的应对和发展趋势预测，主要在术的范围。没有大一统和书同文、车同轨就没有汉族。
或者联想蒙古西征时，用波斯人、阿拉伯人的降兵做攻城前锋。这就是儒家的爱有差等。
南宫适犯罪下狱，可能是被牵连。正确的读法是：儒，需人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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